昨天團體動力的主題是團體思考（Group think）以及種族、性別議題，先來說說團體思考，老師介紹了Janis (1982)提出的團體思考模型，據老師說這模型被Kennedy拿來解決古巴危機。這模型設了一個有趣的前提說團體在失靈之前是個非常和諧、正向、向心力高的團體（Group Cohesion），然而卻有結構性上的錯誤，像是因為很熟就不需要有會議制度、有小圈圈、集中的領導權力和同質性高的團體成員。當這樣的組織遇到來自外界的巨大威脅或者對於團體本身的信心低落時（像是剛經歷決策失敗、決策進入僵局、陷入道德兩難等等），就有可能開始出現不理性的失靈症狀。
症狀包含以下三個類型，八種狀況：
類型一：團體的過度樂觀預測
1) 刀槍不入的幻覺：成員相信我們團體的決策永遠是正確的。
2) 團體的道德幻覺：成員相信我們團體的決策永遠是道德上正確而且好的。
類型二：封閉性思考
3) 集體合理化和辯解：成員使盡各種理由來合理化團體的行為而不願意認錯。
4) 外界團體的刻板印象：成員們一致認為其他團體的人只擁有某些特定特質。
類型三：追求一致性的壓力：
5) 施壓異議者：團體領導者或少數/多數成員可能壓迫異議者同意他們的想法。
6) 自我審查：成員不敢發表意見因為害怕造成團體歧見或糾紛。
7) 一致性的幻覺：成員幻想整個團體的意見都達成一致實際上卻非如此。
8) 思考守門人：某一成員可能成為守門人來阻斷一切來自外界的資訊，因為這些資訊可能破壞團體的一致性。
然後呢，團體決策就會失敗，因為沒有徹底研究其它可行方案、沒有徹底研究決策目的為何、沒有再次檢驗其他可行性、沒有檢查偏好的決策是否有缺失、選擇性偏誤、資料搜集不完整、或是沒有設想符合當下情境的決策。
昨天聽完這個模型根本整個心有戚戚焉，這不就是在講
然後提到性別與種族議題，老師想激起大家討論自身的經驗與想法，但是大家卻環繞在「聽說的他人經驗」上，或者以一個純粹分享的態度來說在運動賽事上，各個大學如何仇恨其他大學，而這些仇恨如何從運動場上延伸到其他場域。好像我們不是大學生了所以我們可以討論那些「不相干」的事情。然後助教就起來提醒我們，我們正在迴避教室裡的這隻巨大大象，沒有人願意談論此時此刻的團體動力，沒有人願意談論自己。這次第二次助教這麼說，上次也是在討論種族與性別議題的時候。
我想說的是，討論別人的事情很容易，但是卻很可能失焦。當大家在討論廢死議題的時候，反對廢死的人指責贊成廢死的人沒有想過被害者家屬的心情，贊成廢死的人強調冤獄和枉殺的悲慘下場。這些都滿有邏輯，可是卻讓我不知道為什麼你很關心，是因為你害怕有一天你也會被陌生人殺害嗎？還是因為你是某些被害人或加害人的親朋好友？當這議題大量出現在我的臉書牆上，我卻覺得有點偽善，因為不管哪一方都給我一種「施恩惠」的感覺，而真正會面臨這些問題的人好像根本不存在在我們的生活之中。
我記得小時候住的地方，有一年，我在田邊路上看到一個陌生的中年人，披著一頭長髮。我不知道他是誰。後來聽大家交頭接耳談八卦，他曾經是一個殺人犯，現在假釋出獄了，爸爸跟我說以後看到他就不要理會，而我再也沒有多問。所以即使十幾年過去了，我也只知道他是一個殺人犯，我卻不知道他的生活是什麼樣子，我甚至不知道他為什麼選擇殺人。而他應該再也沒有殺人了。
我想起家庭暴力這個議題如何在台灣社會中進化，傳統觀念總覺得夫妻吵架、孩童管教是家務事，如果打架了也是家醜不可外揚，於是很多台灣女性默默隱忍了，終於在強制推動保護令之後開始改善，人人都可以舉發，即使家庭暴力始終存在，但是比例已大幅下降，有很多受害者可以得到協助。
我猜想太陽花學運在324之後快速蓬勃發展，是因為我們看到那些受傷的人們是距離我們好近的人，一樣是20多歲的年紀，可能讀同一間大學，甚至有我認識的人或是我的朋友。心中其實有股害怕是，也許有一天這件事情也會發生在我身上，那我怎麼能夠現在還不行動呢？
心理健康與精神疾病議題則是幾乎完全不存在在這社會裡，以前在台灣上變態心理學的時候，看著那些盛行率是沒有感覺的，知道精神分裂、躁鬱症等等有極高度基因遺傳可能也沒感覺，偶而看到新聞上說有人因為憂鬱症自殺了，只覺得這些人怎麼這麼想不開。更不用說這議題對於一般大眾有多麼陌生，大家接觸的時機點可能只是精神療養院或其他長照機構要蓋在某個地方而引起當地居民抗議因為擔心孩子的人身安全。真正讓我感覺到這些人的存在是來到美國唸書接案之後，有些同學願意投身諮商領域是因為自己或家人深受精神疾病困擾，聽到他們的故事突然覺得好真實。而個案好努力卻還是會部分被精神疾病牽制而無法改變更是諮商室裡常見的事情，但是旁人卻可能只會覺得是他們自己不夠努力，可是他們真的很努力了。
完完全全的、光明正大的歧視，卻以一種偽善的糖衣包裹。我也是其中一人，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判斷一個人言行價值會從看大學與高中學歷開始，但我想要改變了，因為我在美國看到好多沒有好學歷卻依舊可以做出很多厲害事情的人（當然台灣應該也是有的）。
我們自詡是清醒的旁觀者，但我們其實不是，我們是冷漠的參與者，我們談論別人的事情的同時也否認它們的存在，你知道其實這些事情都會在你的真實生活圈裡發生嗎？他們不是遙遠的議題，只是他們沒有辦法發聲，因為我們總是歧視他們。
在這樣冷漠的氛圍下，渴望聖賢能者的欲望卻很強烈，好像有個強人出現，一切都會變好，卻忽略制度的重要性。在政治上，我們渴望有個品德兼優的政治人物出現拯救台灣，我想這是部分原因為什麼馬英九可以當八年（再次道歉）。在太陽花學運裡，也看到整個社會賦予陳、林兩人極高的期待，希望他們參與政治，徹底改變台灣。而在廢死議題上，好多人認為要司法改革，願意繳稅培養更多監察官和法官，而非繳稅養這些罪人，可是恐龍法官不是一堆嗎？我猜是我們渴望一個包青天吧，最好有一個人出現可以完全遏止冤獄又讓所有壞人下地獄。
真的只有陳、林（也許還有魏和86）幾個人就夠了嗎？真的有一個聖人出現台灣就會變好了嗎？以前在讀商業個案的時候，都會覺得只是因為他們有一個厲害聰明的CEO所以他們可以度過危機、可以賺大錢。但是現在我的想法開始變了，我開始發現很多事情成功的根本是有良好的體制與基礎。即使美國現在社會、政治、外交問題也一大堆，可是因為他們有一部滿好的憲法，當事情崩壞的時候，人們可以藉用制度來改進，可以逐步解決一些問題，雖然還有超級多問題沒有解決。
台灣呢？我們還要把所有賭注放在少少數人身上嗎？我想要改革制度，這才是根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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